【黨史百年 看今天】3月20日
時間:2021-03-20

1929年3月20日

毛澤東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寫信給中央,提出創建贛南、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初步設想。信中指出: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、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,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,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,從游擊戰術,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,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。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的,無論如何不能放棄,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。信中還向中央建議:在全國范圍內要猛力地奪取群眾。除工農外,兵士群眾的奪取,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一般工作的重心,宜在江蘇、直隸,紅軍小區域蘇維埃使個數加多,這不僅在湘贛粵閩等地,江蘇、皖北、鄂北、豫南、直隸,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。


1934年3月20日

劉少奇撰寫《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》一文。文章指出:蘇維埃已經大規模地組織了國有工廠企業和合作社企業,在這里工作的農民們和工人們,在以前是為地主資本家工作,現在是頭一次為著自己工農勞苦大眾而工作。這種勞動性質的變換,是我國歷史未曾有過的最大變換,應該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。國家企業、合作社企業中的工會與覺悟的先進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務,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,提高工人群眾的勞動熱忱,發揮工人群眾的創造性,同舊的習慣作斗爭。


1936年3月20日至27日

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舉行會議(即晉西會議),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和目前戰略方針問題。張聞天作報告指出:國際決議特別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戰反法西斯,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。對于這一決議,應該使之民族化,使之適合于我們的具體環境。目前必要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,我們應首先注意那些有群眾的、有實力的、抗日的派別。反日與反賣國賊二者亦應分別,應該集中力量反對最主要敵人。

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,毛澤東發言指出:中央十二月決議符合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,中央的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。中國共產黨應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,我們的任務,是要利用每一分鐘爭取最大多數群眾。中央提出的“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系起來”“停止內戰,一致抗日”“紅軍集中河北”“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”這些口號,是布爾什維克的,不是冒險主義的。超過會冒險,不足會右。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恰如其分的。在談到“聯俄問題”時他指出: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,相信自己。從前我們有信心,才創造了蘇維埃,現在為什么失掉信心?但招個朋友更好。故一應相信自己,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。周恩來指出:國民黨對降日還是聯俄仍舉棋未定。紅軍當前的三大任務是:向東發展,擴大山西根據地;在華北開展游擊戰爭以推動抗日運動;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,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、抗日聯軍。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:不放松準備建立,但又不麻痹群眾;在抗日討逆、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,并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;我黨保持批評的自由;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,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。

在二十四日的會議上,毛澤東兩次發言,進一步闡明世界形勢已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階段,認為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。他指出:日、美、英、國民黨、蘇維埃、蘇聯六個勢力的矛盾集中于華北。日本已把噴火口爆發。我們到華北對日作戰,不是跑得太遠,而是太慢。華北有廣大的、革命情緒極高的群眾,在那里還可以進行沒有固定戰線的大規模的運動戰。沒有勝利的把握而行動,不對。不相信戰役上以多勝少,戰略上以少勝多;不相信向華北發展,以為向華北發展會動搖了陜北,是完全不對的。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,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。

在二十五日的會議上,毛澤東作關于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,報告指出: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,華中是后方。黃河流域以華北五省為戰場,其他為后方。經營山西,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。我們的方針,是“以發展求鞏固”,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。目前以經營山西為主,也要準備在河北、山西、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。在戰略上采取大膽的方針,因為客觀環境好。在戰役上采取謹慎的方針,在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,以求減少錯誤。在山西臨時采取分兵原則,三個集團軍采用打網式的普遍的游擊戰,求得敵人一般的削弱,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,擴大紅軍,而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。

在二十七日的會議上,毛澤東作關于外交(統一戰線)問題的報告,報告指出:國民黨破裂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。民族反革命派,以蔣介石為代表,堅持其自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反動路線。他們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,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陣線。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(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),是民族改良主義,不相信有力量抗日,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,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,贊成聯俄聯共。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,包括宋慶齡等和中下層軍人、中小工商業者、中小資產階級,他們堅決聯俄聯共,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的勇氣,贊成土地革命,在我們的領導下可以堅決走上抗日。這一派很有勢力,是我們同反革命派爭奪的中心。中共中央的外交(統一戰線)方針是:(一)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,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。要在“停止內戰,一致抗日”的口號下,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,使其中的左派同蔣決裂。(二)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。(三)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,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。(四)中央對張學良的策略是:蔣、張分開;互不侵犯;堅持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,對蔣召集的會議原則上反對;不破裂,求得實際利益;提出“取消蘇維埃”,則以“取消國民政府”相對;提出“取消暴動”則以“取消國民黨壓迫”相對;不反對紅軍集中河北。(五)蘇維埃成為問題時,由人民投票。(六)不管任何派別,都與其進行外交談判。(七)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妥協。(八)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,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。(九)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,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,以擴大我們的影響。(十)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。報告最后指出,關于外交(統一戰線)工作的領導,軍事外交集中于軍委,政黨外交集中于常委,全部由常委指揮。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,并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會談。


1948年3月20日

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情況的通報,提出“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”這一著名的論斷。通報指出: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,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,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,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,黨內容易發生“左”的偏向。通報又指出: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,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。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,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,萬萬不可粗心大意。通報還指出:本年內,我們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,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。同日,毛澤東在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指示時還指出:須知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。不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,不尖銳全面徹底地反對單純軍事觀點,是不對的,應當立即加以檢討。這個通報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第四卷;同日的指示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五卷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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